SM、LGBT、女權、測謊儀與神奇女俠
“審判”
午後，陽光從枝葉間穿過，伴隨著刺耳的劣質摩擦聲，一個男孩在大人的陪伴下從街道上走過。
發出噪音的，是男孩手中所牽引的推車。這一路上，他們挨家挨戶地從社群中每一家手上收過漫畫，堆放在拖車上，只是一個下午的時間，他的拖車已經被堆得不能再滿了。
幾乎所有居民都堅信，他們接下來要進行的，是一場善良對抗邪惡、純潔對抗汙穢的“正義審判”，就好像他們在兩百多年前對塞勒姆那群邪惡“女巫”所做的一樣。
大人、小孩，人群嬉笑著把收集來的漫畫書堆放在一起，點燃火把，大喊著“燒掉！燒掉！”他們手舞足蹈，扭曲而猙獰。
“焚書”
一個頭戴深色紳士帽的中年男人，默默地矗立在人群之外，望著逐漸被化成灰燼的“戴安娜·普林斯”，束手無策。他的臉上，只透出著無法言說的苦楚與無奈。
這是發生在2017年上映的獨立電影，《馬斯頓教授與神奇女俠》開頭的一幕，雖然有一些過於戲劇化的描寫，但從某種程度上而言，這也是上世紀40年代到50年代，許多美國城市中曾經發生的真實一幕。而這一幕中那個和周圍人群格格不入，身穿深色大衣頭戴紳士帽的中年男人，就是今天故事的主角，威廉·莫爾頓·馬斯頓。
在作為一名心理學家、劇本作家、女權運動家，以及發明家的同時，他還有一個更加響亮的名號——“神奇女俠”的創作者。
雖然含有大量杜撰的成分，但《馬斯頓教授與神奇女俠》仍不失為一部有趣的偽傳記片
“馬斯頓”
威廉·馬斯頓並不是我們通常意義上所說的天才，但他確實擁有許多普通人所沒有的才能。
馬斯頓一家
馬斯頓出生於1893年，美國馬薩諸塞州一個叫做索格斯的小鎮上，他的父母怎麼都想不到，自己的孩子日後，竟然會成為現代美國女權運動的先驅人物。
1915年對於22歲的威廉·馬斯頓而言，是非常特別的一年，他不光拿到了美國哈佛大學法學專業的學士學位，還與一名同樣不太普通的女性，擁有心理學學位的伊麗莎白·霍洛威組建了家庭。
之後，馬斯頓開始跟隨妻子的腳步，進入哈佛大學心理學院進行深造。
在共同攻讀心理學專業的期間，馬斯頓夫婦受到義大利心理學家，維託裡奧·貝努西關於測試謊言實驗的啟發，合作發表了一篇關於說謊與血壓之間聯絡的研究論文，但是並沒能在學界引起太大反響。
幸運的是，一名加州大學的生理學博士對這篇論文非常感興趣，在他的幫助下，馬斯頓成功發明出了第一臺可以透過檢測血壓變化，測試受試者是否在說謊的機器，這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見到的測謊儀的起源。
馬斯頓於1922年對測謊儀進行測試的場景
不過，馬斯頓似乎並不是一個能夠安於某種固定生活的人，在哈佛大學深造期間，他還抽空創作了一個名為《小偷》（The Thief）的電影劇本，而買下這個劇本的人，正是法國第一位女性電影導演，愛麗絲·蓋·布拉奇。
1921年，馬斯頓拿到了博士學位，伊麗莎白獲得了碩士學位，而也是在這之後，這個標準的“知識分子”家庭，開始逐漸偏離大眾的認知。
威廉·馬斯頓與伊麗莎白·馬斯頓的合影（拍攝於1916年）
1925年，在塔夫茨大學擔任心理學講師的馬斯頓，遇到了他生命中第二個重要的女人，奧利弗·拜恩。
奧利弗是馬斯頓的學生，也是他的授課助理、實驗物件，以及婚外情物件。馬斯頓淵博的學識與魅力讓奧利弗深陷其中，而奧利弗的美貌與溫柔也讓馬斯頓無法自拔。
“通姦”，在當時的美國社會。是最為人所不齒的行為之一，不僅會遭到道德輿論的譴責，在某些州，更是不可觸碰法律紅線。
不過有趣的是，受到“背叛”的伊麗莎白，不光沒有急於申訴或是拆散兩人，反而認可了丈夫的出軌行為，甚至主動接納奧利弗，讓她加入了自己和馬斯頓的家庭，開始了三人的同居生活。
在之後的日子裡，這種“異常”的三角關係，不僅沒有引發婚姻矛盾，甚至使伊麗莎白和奧利弗成為了最親密的朋友，即使在馬斯頓去世之後，她們之間的關係都沒有發生改變。
四年之後，懷揣電影夢的馬斯頓辭掉了塔弗茨大學講師的職位，來到加利福尼亞的環球影業，擔任起了公共行政的職位。為了支撐起這個家庭的日常開銷，剛剛生完孩子的伊麗莎白只得重返大學執教，而照顧孩子和家庭的責任也落在了奧利弗的肩上。
馬斯頓使用測謊儀為吉列剃鬚刀所打的廣告
時間來到三十年代中期，也許是感受到了理想與現實間的差距，馬斯頓放棄了在環球影業的工作，將測謊儀的推廣當作了主要工作。他頻繁地出入美國各地的法院與警局，甚至將測謊儀投入商業運作之中。
雖然從現在的角度來看，測謊儀的準確度著實讓人起疑，但在刑偵手段極度匱乏的當時，光是有可能“看穿人心”這一點，就足夠引起社會關注了。
這一次，馬斯頓在測謊儀上下的賭注沒有白費，在接下來的幾年裡，他贏得了從未有過的聲譽與關注。而這，還不是一切的終點。
“戴安娜”
威廉·馬斯頓是一名著名的“女權主義”倡導者，即使在他擁有兩位妻子的情況下（部分資料顯示馬斯頓還擁有第三位情人）。
“女人比男人更加優秀”、“應該讓更多的女性加入社會的生產與運作系統之中”、“女性應該擁有自主選擇權”
這是長期以來，馬斯頓一直所倡導和強調的。
在男性擁有絕對社會主導權的二十世紀，一個像馬斯頓家這樣“怪異”的家庭，無疑會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。威廉·馬斯頓透過測謊儀出名之後，代表“公序良俗”的社會輿論便將矛頭指向了他們，但是很顯然，馬斯頓一家早就站在了主流輿論的對立面上。
早在結識奧利弗之前，馬斯頓夫婦就已經是當時美國“激進派女權運動領袖”，瑪格麗特·桑格的擁護者。
瑪格麗特·桑格是上個世紀美國最著名的“女權主義推進者”。無數次看著母親在分娩和流產中痛苦掙扎的瑪格麗特，最初的工作是紐約下城區的一名護士，但在那裡，當發現自己對那些死於墮胎和流產的女性，仍舊無能為力的時候，她決定從根本問題上下手，成為了美國曆史上第一名敢於站在法律的對立面，推廣“計劃生育”與“避孕”手段的女權鬥士。
在後半生中，瑪格麗特與自己的妹妹，一直在為女性爭奪權利。最終，她不僅為美國女性贏得了律法勝利，更直接推動了避孕藥的研發和推廣。
瑪格麗特·桑格被漫畫家刻意描繪成了近似“神奇女俠”的形象
也許是冥冥中自有的定數，又或許只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巧合，奧利弗·拜恩正是瑪格麗特·桑格的侄女。雖然沒有直接參與母親與姑姑的“激進派運動”，但奧利弗也或多或少受到了女權主義的影響，在她看來，自己與馬斯度以及伊麗莎白的關係，正是女性擁有“自由選擇權利”的最好體現。
而比起奧利弗，伊麗莎白則是真正意義上的“女強人”，在三十年代的美國，每年，能夠從波士頓大學拿到法學學位的女性不超過五人，而奧利弗就是其中之一，她不僅主導了測謊儀研究和開發，甚至為後來馬斯頓的漫畫創作，都提供了大量靈感。
在創作中，馬斯頓似乎是一個對自己的“性癖”從不遮遮掩掩的人。據說，最早“神奇女俠”的衣著設計靈感，就來自於奧利弗的情趣內衣形象。在早期的《神奇女俠》漫畫作品中，“捆綁”與“被捆綁”，更視為一種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，穿插在每一期故事當中，而作為最重要的“捆綁”道具，那條能讓人身體變“誠實”的“真言套索”，也充滿了說不出的“情趣”意味。
然而這種“坦誠”也讓馬斯頓的漫畫在日後惹上了大麻煩
另一方面，對於伊麗莎白和奧利弗的關係，民間總是存在著大量的猜測和幻想。
“畢竟天堂島上本來只有女人。”
而引起這個問題的另一個重要原因，還有“神奇女俠”的性取向之謎，而在早期的漫畫中，確實也出現戴安娜與多名角色之間，“含糊不清”的曖昧關係。
戴安娜與自己的好友馬拉之間的關係，引起了不少讀者的聯想
雖然馬斯頓從來沒有直接點破“神奇女俠”的性取向，但就在2016年，負責執筆“神奇女俠”漫畫的作者，格雷·盧卡在接受漫畫書評網站Comicosity採訪時表示：“戴安娜就是雙性戀者”，這便進一步加深了人們對於馬斯頓兩位伴侶關係的猜測。
在影片《馬斯頓教授與神奇女俠》中，她們兩人被描繪為典型的“LGBT”人群，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“同性戀者”，或者“雙性戀者”，而這似乎也是對這三人怪異關係的最好解釋（雖然馬斯頓的後人對這種關係表達了否認）。
2016年10月，聯合國宣佈“神奇女俠”成為新一任的婦女和女童權利榮譽大使，她將在未來一年裡，作為聯合國代表，出席各國的文化交流與平權運動，而在電影中神奇女俠的扮演者蓋爾·加朵，也將出任榮譽大使一職。
不過很明顯，並不是所有人都對這名身材窈窕、強大性感的白人女性抱有好感。
就在“神奇女俠”上任的不久之後，聯合國便遭到了來自社會各界的質疑與批判，事情的原因非常簡單，因為“神奇女俠”的形象，和大眾印象中的“女權”的概念真的相差太遠了。
“敵人”
1948年，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的餘波還沒有完全平息，美國與前蘇聯，兩個超級大國，就因由誰主導新世界的秩序，而陷入了長達半個世紀的冷戰之中。
在民間，受到冷戰與反戰思潮影響的美國人民，急需一種不同於主流文化的意識形態，進行攻擊和批判。一位名叫弗雷德裡克·魏特漢德的精神病學家，提出了一個不怎麼新鮮的觀點：
“漫畫比希特勒的危害還大！”
就這樣，那些穿著暴露，言行充滿性暗示的漫畫角色，立刻成為了人民群眾攻擊的“頭號目標”。大量家長向漫畫出版商提出抗議與威脅，誓與漫畫鬥爭到底。
接下來所發生的，就是文章開頭的那一幕，但和電影中不同的是，這時的威廉·馬斯頓，已經不在人世了。
時間回到四十年代初，漫畫作為一項新鮮事物，正在受到社會的全面質疑，為了化解這場公關危機，時任“國家聯合出版公司”子公司，“全美出版物”負責人的馬克思·蓋恩斯，邀請了當時正因為測謊儀而大紅大紫的“女權先鋒”，威廉·馬斯頓擔任公司的教育主管，希望他為這樣的情況帶來改變。
次年2月，馬斯頓向蓋恩斯提交了一份簡單的故事指令碼，在這個故事中，馬斯頓創造了一個與世隔絕，受眾神守護的絕對女權主義世界，和一位擁有神力、智慧、自由意志，以及有那麼一點SM傾向的亞馬遜公主。
“神奇女俠”的首次亮相
